说起来容易，26年，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真做起来就难了。同事张学文的孩子皮肤不好，每年夏天被蚊虫叮咬后，就起大水疱，然后落下成片白色的疤痕。范党育听说之后，主动通过朋友辗转找到了北京的儿科专家，帮张学文的孩子看好了病———其实只是缺锌，黑色素沉积不好，吃了一个半月补锌的药就完全除了根。张学文为此对范党育感激不尽。可是范党育却说，咱都是做父母的，孩子身体不好，哪怕毛病再小，做家长的也着急，人同此心；找到咱的群众，90%碰上的难心事，都比咱孩子闹点小病小灾的严重，“咱们就更得上心了不是？” “从他身上我学到了什么叫真正的群众观点。”张学文感叹。
范党育家住在镇中学的家属院里，离单位只有200米远。为方便群众找他“了事儿”，他每天早上8时以前必到单位，再回家时肯定已是天黑。因为他知道，村里的群众到镇上办事，没有清晰的上下班概念，一般情况下见天黑了才不来。不管什么日子———哪怕是春节、中秋节———只要没有出差，他吃过晚饭后肯定要去单位接着工作。直到晚11时半，才回家睡觉。因为他知道，镇上的群众找他“了事儿”，总是各种各样的纠纷，不愿意被外人知道了议论，所以常常摸黑来求他。就这样，每天满负荷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分内分外，26年，9000多天，几乎天天如此。
有的人遇到麻烦，不愿意到派出所调解，范党育也理解。为“了事儿”，他跑村干部家，跑熟人家，甚至借用过朋友公司的会议室。有的时候，是群众找他调解，“事儿来找他”；有的时候，是他主动“找事儿”。大营镇郭庄村有两个同一家族的村民，生意做得都挺大，都想在家族里说话管用，因为一点小事闹起纠纷，多年互不理睬。20xx年春节为给老祖宗上坟，两家发生冲突，积怨加深。范党育听说这件事之后，主动叫上该村的老支书姜兰尊，两头做工作，为了找其中一个当事人，自费跑了三趟衡水市。今年春节前，他终于说服了双方，两家人坐到了一起，各自做了自我批评，几年的怨怼烟消云散。
“一样的道理，就凭人家那不辞辛苦的实在劲，咱也得多信服几分不是？”被他“了”过“事儿”的当事人感慨。何况大家都知道，他“范大了”“了事儿”从来都是一碗水端平、图的就是个大事化小。
“责任感使他成了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在最近几年才跟范党育共事的年轻干警中，很少有人知道他曾获得“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从1982年到20xx年，范党育参加公安工作26年，从时间上看，获得这一称号的1995年正是第13个年头，可以算作一个“中点”。对于一个当时只有31岁的基层党员干部而言，这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个人“更进一步”的起点。但是范党育却仅仅把它看作自己的一个“中点”。他只是把“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的证书端端正正地摆在办公桌正对面的书柜里。直到他殉职之后，这本证书才被前来查看现场的衡水市公安局政治处领导发现。证书，距离他的遗体只有几米远。那是他生前每次从办公桌前抬起头来时，目光正好平视到的地方。
范党育只有初中文化，一直不会用电脑。但是跟他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个聪明人，办法多。上世纪90年代，大营镇部分村的皮毛加工业开始兴旺起来，家家户户屋里存着水貂、狐狸等贵重裘皮，偷盗现象时有发生。为此，范党育开动脑筋搞出了“村民治安义务联防”，发动辖区所有村所有18至40岁的男劳力夜间轮流值班巡逻。
“刚开始搞的时候，大家不习惯，难免有偷偷溜号的。他就天天晚上后半夜骑着自行车挨村查岗，又自掏腰包给联防队员买军大衣、请大伙吃夜宵。最绝的是，他总是事先在巡逻的必经之路上安记号，叫大伙打着手电去找，这么一来，巡逻变成了寻宝，大家有了兴趣，不那么犯困了，后来更见着了效果，自然就坚持下来了。”大营镇时槐村村民袁广峰说，直到现在，大营镇很多村仍在坚持范党育的这套办法。但是范党育的聪明劲从来没有往自己身上用过。对待个人问题，他常常“傻得不透气”。“他在基层干了这么多年，只要向领导提个要求，调回县城完全不成问题。”枣强公安局的很多领导这样告诉记者，但是范党育从来没有在这方面说过一句话。甚至几年前，有关领导在考察干部时与他谈话，告诉他准备调他回县局，征求他个人意见时，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说当时镇上治安状况比较复杂，需要一个熟悉情况的指导员跟所长搭班子。其实他并不是不明白，以他的能力、为人和资历，调回局里以后，很有可能进局领导班子，但是他想的只有工作大局，没有为自己考虑一丁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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