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井筒是光滑的直壁，证明它不是窑穴。壁上有对称的脚窝，那是为了掏井和捞拾落井器具而挖的。水井的使用可以改变那种追逐水源、迁徒不定的生活，使人们有可能长期定居在一个地方，而定居生活又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水井还可以浇地，不过，当时的条件不可能出现大面积的水浇地。
这个时期出现了大型的陶制容器。例如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口尊、瓮以及大陶罐等，与龙山文化早期、中期的器物相比，它们确实成了庞然大物。这些大型器物，有一些应是贮存食物的用具。只有农业的相当发展，制作大型容器才成为必要。
在这个阶段上，专用酒器也出现了。在二里头遗址的一些墓葬中发现有细长的觚(gu)、有带管状流的盉[he]，还有那种三个空足、有耳有流的鬹[gui]等专用酒器，足见当时饮酒风气十分盛行。有的文献上记载说，古时候用黄米做“酒”是夏代第六个国王少康发明的。我们知道，酿酒的主要原料是粮食，没有相当多的粮食收获，大量酿酒是不可能的。所以从专用酒器的普遍出现，就可以推测出农业生产发展的概况。
以青铜铸造为主的手工业
从夏铸九鼎的传说看，夏朝的铜器制造应当是很有发展的。《墨子·耕柱》篇说夏后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左传》宣公三年说“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虽然至今还没有发现夏代的铜鼎，但已经发现了不少其它种类的铜器，二里头遗址的铜爵就有相当高的铸造工艺水平。西周初年分封诸侯时曾经封赐给鲁公伯禽以“夏后氏之璜”。春秋时期宋国叛臣外逃路过卫地，遭到卫人围攻，让他留下“夏后氏之璜”才肯放行。这些都说明夏代的美玉很为后世所珍贵。二里头遗址出土有许多种类的玉器，其中的玉柄形器的末端浮雕成兽头形，分为六节的器身上雕琢有兽面纹、花瓣纹，雕工十分精细，代表了当时的制玉工艺水平。《韩非子·十过》篇说禹所作的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这种祭器据说就是漆器。二里头遗址出土有平底漆盒、漆豆、漆觚等，可以看出当时的漆器制造工艺。
商朝以光辉灿烂的青铜铸造业著称于世。历年出土的商朝青铜器有数千件之多，许多铜器造型古朴奇特，厚重雄浑，纹饰繁缛，足为商朝文明的象征。早商时代的郑州二里岗遗址曾经出土多种青铜器，还发现两处铸铜作坊。晚商时代的青铜铸造可分为两个阶段。康丁以前的阶段，铜器多方形，如方鼎、方彝、方尊等，其棱角和中线处常以扉棱为装饰来增强器物的庄严和雄伟。这个阶段的铜器多无铭文，或仅标明器主的族氏。武乙以后的阶段，器物形制发生不少变化，如鼎足由原先的圆柱形变为中间略细的蹄足形，爵由平底变为深腹圆底等。这个阶段出现了字数较多的铭文，有多达40余字者。殷墟所发现的铜矿石是孔雀石，其中最大的一块重18.8公斤。商都所需的铜和铅可能产于今豫西、晋南一带，锡则来自南方。开采好了的矿石要先炼成铜料备用，这在卜辞中称为“铸黄吕”。殷墟有大规模的铸铜遗址，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当时铸造青铜器要经过制模、翻范、浇铸、修整等工序。铸造大型铜器常常要上百人乃至几百人的协同工作。司母戊大方鼎的鼎身和鼎足采取整体铸造的方法，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后再在其上安模、翻范、浇铸而成的。它的鼎身由4块腹范、1块底范、1块芯座，另加4块浇口范合在一起铸成，所需金属料在1000公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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