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往研究不同，本研究拟沿用西方学者生育观念、态度的定义，将生育子女数动机和态度分解为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理想子女数与意愿子女数不同，一般认为，意愿子女数更接近实际生育水平。并分别在这两个方面对不同政策人群的生育观念进行比较研究，这也是从远离到接近实际生育行为的研究路径。同时，本研究在基础数据上也与以往研究不同，使用数据源自于20xx年11月江苏省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江苏省六县市联合实施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调查，样本规模较大，且涵盖城镇乡不同户籍人口。此外，本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双独夫妇”生育意愿的描述分析，更尝试对拥有不同计划生育政策人群的生育意愿进行比较研究，进一步探究影响因素，并试图揭示差异背后的作用机制。
二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调查的被访对象为进入育龄期妇女（出生于1966年1月1日至1991年12月31日的有本县户籍的已婚或未婚妇女），调查问题分为社区和个人两份问卷，其中个人问卷包括“个人与家庭基本状况”、“丈夫及其家庭基本情况（针对初婚有偶和再婚有偶妇女）”、“怀孕与生育状况（针对已婚妇女）”、“生育意愿及计划”、“家庭成员对生育决策的影响”五个部分。该调查涉及江苏省3个地级市（南通市、苏州市、盐城市），6个县级市（县），具体为张家港、太仓、海安、如东、东台、大丰，共获取16889份有效问卷资料，6个县市样本量基本上为3000个左右，分布较为均匀。出于研究需要，笔者分析时对某些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进行了删除处理，经筛选后最终进入模型分析的样本为15150个。
研究模型中的因变量理想子女数通过“如果不考虑生育政策，您认为有几个孩子最为理想？”进行测量，数据结果显示：理想子女数为1个的占35.28%、为2个的占63.92%、为3个的占0.66%、为4个的占0.13%。另一因变量意愿子女数通过“你自己希望要几个孩子？”进行测量，结果显示：意愿子女数为1个的占58.84%、为2个的占40.93%、为3个的占0.19%、为4个的占0.04%。为了便于应用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对该变量进行重新编码转变为二分类变量，具体方式为把理想、意愿子女数为1个的分为一类，其他回答则统一合并为一类，这两类的区分主要就是理想或意愿子女数是“一孩”还是“二孩”的差别。
本研究主要关注点在于不同政策人群理想、意愿子女数的差异情况，故模型中主要自变量为拥有不同政策的人群，这一政策变量在实际调查中通过调查员根据被访者实际情况进行归类的方式测量。如在调查中就政策问题分为“未育，政策允许生一个”；“未育，政策允许生两个”；“已生育一个，政策允许生一个”；“已生育一个，政策允许生两个”；“已生育两个，政策允许生两个”；“第一个子女死亡，生育第二个”；“已生育两个孩子，超生”；“其他情况”八种情况。为了更好地揭示生育政策对其理想和意愿子女数的影响，笔者只选取了有可能生育二孩的两类已婚妇女，一是“已生育一个，政策允许生一个”，二是“已生育一个，政策允许生两个”，两类不同只在于是否拥有生育二孩的政策。
本研究除了纳入模型所关心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外，还将代际（年龄）、户籍、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纳入研究模型，这些变量主要是作为控制变量来揭示不同政策因素对生育观念、态度的净影响。模型变量的基本分布和变量分类编码如表1变量描述。另外，由于研究的关注点在于拥有不同生育政策的人群是否在理想子女数及意愿子女数上存在着差异，而因变量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为选择一孩或二孩及以上的二分类变量，因此适宜采用Binary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为了分析不同生育政策人群的生育观念和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则通过采用嵌套模型，依次将代际（年龄）、教育和收入等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纳入模型，从而厘清不同因素如生育政策、社会经济等，对生育观念、态度的影响。
三
对于所有已经育有一孩有可能再生育第二孩的已婚妇女来说，她们的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是不同的，调查数据显示，这部分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平均为1.66个，而意愿子女数平均为1.41个，都大于一孩的实际生育水平。在这里我们看到，江苏调查的数据基本反映出了发达国家从生育观念到生育实际的顺序，即理想子女数大于意愿子女数，意愿子女数大于实际生育子女数。从表2中列联分析可以看出，育有一孩但无生育二孩政策的已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量，二孩选项的比例略高于育有一孩且有生育二孩政策者，但这种差别统计检验并不显著。相反，在意愿子女数上，育有一孩但无二孩生育政策者低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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