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判断以下三种情况的偏好程度：
从一个装有50%红球和50%白球中的箱中抽取红球。（简单事件）
从一个装有90%红球和10%白球的箱中连续7次抽取红球（合取事件）
从一个由10%红球和90%白球的箱中连续7次抽球且至少有一个抽取红球（析取事件）
先让我们根据统计学的原理分别求以下三种情况各自抽中红球的概率。P1=0.5；p2=≈0.48；P3≈0.52。
因此无偏差的主观估计值应该是P3>P1>P2，人们应该偏好析取事件。但事实上，绝大多数被试喜欢合取事件而最不趋向选择析取事件，即人们倾向于高估合取事件而低估析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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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回避与风险偏好
个人偏好是基于偏离基于一个相对的参照水平的程度而其变化的（Reference-dependent preference）而非取决于一个绝对量（如财富水平等）。
相对于这个参照水平“得”带来快乐，“失”导致痛苦。而从图中对此损失与收益这两段曲线的斜率（前者几乎为后者的二倍），这说明：人们对损失的感受性要大于对收益的感受性，即我们平时所说的损失厌恶。因此人们经常的行为反应就是回避损失（Loss aversion）。
运用这个基本观念，我们似乎可以解释很多种现象。比如财富效应（Endearment effect）。它的意思是人们一旦拥有了某一个物品，就会立刻赋予这个物品比在拥有前更多的价值，即人们有过高地估计自己物品价值的倾向。
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经济人”的假设，人们应该是风险的回避者。但事实上，人们往往对收益持风险回避的态度。（risk-aversion），而对损失持风险偏爱的态度（risk-vowing）。
例如，让人们对下列情景进行决策：（N=150）
1、 如果一笔生意可以稳赚$240，另一笔生意有75%的机会赚$1000，但也有15%的可能分文不赚。
2、 如果一笔生意要稳赔$750，另一笔生意有75%的可能赔$1000，但相应地也有25%的可能不赔钱。
结果表明，在第一种情况下，84%的人选择稳赚$240，表现在对风险的回避，而第二种情况下87%的人则倾向于选择“有75%的可能赔$1000，但相应地也有25%的可能不赔钱”的那笔生意，表现为对利益的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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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
所谓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即一个问题两种在逻辑意义上相似的说法却导致了不同的决策判断。其中Kahneman经典的研究之一即为：生存框架（survival frame）和死亡框架（mortahity frame）。
让被试（N=152_）看以下情景：
假定在一种流行疾病的侵袭下，将有600人死亡。现在有两种方案：取用方案A将有200人获救；采用方案B，600人全部获救的可能性为1/3，而全部死亡的可能性为2/3。试问应该采用哪种方案？
结果表明72%的人选择方案A。然后，对第二组被试（N=155）叙述同样的情景，同时将解决方案改为C和D。
采用方案C将会有400人死亡；采用方案D则无人死亡的概率为1/3；600人全部死亡的概率为2/3。
这一次，78%的人选择了方案D。而事实上，方案A与方案C，方案B与方案D是等值的。之所以会造成以上效应可能是由于提问方式的影响，使得第一组被试考虑的是救人，而第二组被试考虑到了会死亡的人数，因此，第一种情况下人们不愿冒会死更多人的风险。
第二种情况则倾向于冒风险救活更多的人，两种情况分别表现出对损失（死更多的人）的回避和对利益（救活更多的人）的偏好。
灵敏度递减（diminishing sensitivity）
最后，图中偏离参照水平的曲线，越来越平缓，反映了预期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效应——灵敏度递减（diminishing sensitivity），即与参照水平距离较紧的边际变化大于距离参照水平较远的边际变化。比如，损失100元和损失150元之间的感受差别要强于损失1100元与1500元之间的感受差别。因为150元与500元之间的损失变化距离参照水平较低，而1100元与1500元之间的损失变化则更偏离参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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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
Kanhnman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一直活跃在经济学领域，对行为经济学，金融行为学研究的规范化以及将它们融入主流经济学研究中起了极大的腿大作用，但是Kanhnman更多地认为自己是一个心理学家。事实上也的确如此，Kanhnman于1973年出版的《注意与努力》（Attention and effort）一书提出俄著名的注意能量分配模型，着重强调了注意能量的有限性（attention resource-limi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