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如何与那些认为自己才应该担任教务长的人相处吧?其实，我的一个优势就是：我很清楚我的工作重心应放在何处。我是93年出任教务长的，斯坦福大学当时深陷经济困境--我们仍有1.57亿美元的地震损失无法填补。我知道自己的首要任务是稳定预算和重建校园。于是，我就全力以赴先解决这个问题。
我很快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其实没那么复杂，不过你得做一些艰难的决定，在做决定时要讲究策略，你不能没钱还乱花。当时，我刚走出华盛顿，头上还顶着冷战后苏联专家的光环，真有点放不下架子。我让周围一些我能信任、我觉得能帮上忙的人来协助我工作。在教师队伍中我有一些认识多年的朋友，能做我的耳目，告诉我真实情况如何，我的决定又引起了多大的动荡。
您是否觉得有压力，必须向别人证明自己有多强悍?
在第一年里，不仅仅是"证明"，而是"的的确确"必须要强悍。我原本对人非常尖刻。但我从课堂上学到，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打击别人，因为这样会让人家不敢做声，全班都会噤若寒蝉。身为一名管理者，我不得不补上这一课。
众所周知，您和布什总统的关系非常密切。这种密切关系显然会有一些好处。那您觉得是否也有一些不利之处呢?跟上司关系密切，这事可能会挺复杂。
首先，好处要明显多于坏处。当你在与俄罗斯外长磋商时，你最不希望自己是孤立无援的，而俄方也不确定你是否能代表总统本人。但是，当我转到国务院工作时，就非常有必要保持一个独立的声音，而不是成为总统的传声筒。另外一个不利之处是，你必须牢记他不只是你的朋友，他还是总统。
您的业余活动，比如弹钢琴、看体育比赛、做运动，这些对您来说很重要，那么这些活动对您的工作有没有影响?
竞技滑冰、钢琴演奏都需要刻苦训练、严守规则，这样的精神几乎适用于任何工作，因为你必须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想方设法完成任务，即使失败也要继续前行。但是，从事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平衡我的生活。我不是一个工作狂。我知道许多人不相信这一点，但我的确不是工作狂。我对许多事情的热爱要超过对工作的热爱。
我听到有传言说，您职业生涯的下一个重大行动是想成为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总裁。
我以前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我告诉现任联盟总裁罗杰·古德尔(RogerGoodell)，当我在和俄罗斯、朝鲜政界周旋的那会儿，觉得他那份工作看上去很不错。但现在我到了斯坦福，加利福尼亚的北部，就不再觉得那份工作有多好了。
不过，我还是挺喜欢做体育管理的，我觉得那会有很多乐趣。
您这一路走来遇到了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导师和支持者。其中多少是运气成分，多少是刻意为之?
两者兼而有之吧。我很幸运有些人走进了我的生活，但我也会时不时地主动寻找那些跟我想做的事情相类似的人。我不是一个腼腆的人，我会主动打电话跟别人说，你愿不愿意抽几分钟时间跟我谈谈。比如说，我还是一个年轻教授的时候，我曾打电话约见教务长。没人打电话给教务长，但我打了，他也见了我。当然，你要凭自己的真本事，但是有人支持你总没坏处。
人们经常评论说，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充满着信心。在您的内心，是否也像您对外表现得那样信心十足呢?
我基本上是一个充满信心的人。这种信心源于充足的准备，一流的实力。我的信心还跟我小时候就总是身处必须表现自己的场合有关。钢琴比赛、钢琴独奏、滑冰，这些我原本都做得不大好，但我还是尽力尝试。还有一点可能也非常重要，我在事情还没有结束前不会去想失败的事，到事情结束后，我才会想，哎呀，这件事本可能会是怎样的一个糟糕结果。不要过多地去想负面的东西，别老是想事情会变得如何如何糟糕。
那您又是怎么面对失败结局的呢?
我曾经是个糟糕的花样滑冰选手，这段经历让我学会了怎样面对失败。你第二天还是必须爬起来，重振精神，继续滑下去。
回顾您的职业生涯，什么失误让你最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