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最后两句更是带点得意，认为自己和“点也狂”一样，不拘礼数，从自己的内心出发，看透世间万象，“已心生万象”，其观点也可见一斑。
袁宏道的狂也就相对复杂了，刘梦溪先生称赞其为“狂之醒者”，认为其狂得有分寸，更有种忏悔之意。宏道对“狂”有一番具体的分析“夫颠狂二字，岂可轻易奉承人者？狂为仲尼所思，狂无论矣。若颠在古人中，亦不易得，而求之释，有普化焉。”，他说要是他的朋友癫狂了，他就“北面而视之”，俯首称臣了。可见在他看来，癫狂简直是对人至高无上的称赞了。就像方孝孺说的那样“果以予言为狂者乎？抑狂者固自有其人乎？”亦即如果认为他的文章是狂者之言，那么随便好了，“你说老子癫狂，老子就癫狂好了。”癫狂已不是骂语了，反而令人受宠若惊啊！而袁宏道的难能可贵之处更在于他提出了“道不足以治天下，无益之学也；狂不足与共天下，无用之人也！”即在他看来，如果自己的学问不与国事相结合就是“无用之学”，自己的狂不用于治国安邦，则为“无用之人”一袁宏道的狂，的确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狂了。
明朝的狂是从何而来？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时商品经济发展的确对癫狂之士的出现打下了经济基础。但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因素。明朝的政治是腐败的，始终处于宦官与官僚的半战斗与战斗相混杂的状态，这导致了国力的大衰退，据说明末时的疆域已萎缩到不到四百万平方公里，只有如今中国的三分之一。这时候的士人癫狂，自然有些“带泪的微笑”了。李贽就写道“乱言之以愤世耳，渠见世之桎梏已甚，卑鄙可厌，益以肆其狂言”。为什么乱说乱作，就因为现实世界有太多束缚人创造精神的枷锁，特别是人性的丑恶带给人的种种限制，佯狂只是暂时给自己一点慰藉，同时也是他们活在乱世的一种手段。这与魏晋的风流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像李贽、张溥、袁宏道最后还是死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这也是士人之哀。
魏晋与明清的狂者精神与乱世情结很值得当今社会去思考。我认为，不是要人人去学做狂士，举国皆狂只会带来更惨重的教训。我们要做的，就是给狂士一个发发牢骚的机会，那狂士自然就不会拉着别人一起狂了。但总之，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我们的社会在牢骚中也能不断地进步，要不然，老夫子们牢骚发的再多，只是当当饭后纳凉的笑话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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