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那时刚接手的时候正好讲到明清文学那一段，而小说和戏曲是明清文学的主要部分，这样我就不得不去重新阅读和熟悉明清小说和相关材料。这时候才把童年的那一段古典小说阅读经历连接起来。
记：何先生对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着力颇深，能谈谈这方面的心得吗？
何：去世了的吴组缃教授有一句话，他说：“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与命运，除了反右、文革、上山下乡之外，《儒林外史》里已经全有了。”我认为他说得很好。《儒林外史》直到今天还有烛照世相，特别是知识分子各色心态的巨大生命力。可是呢，中国古代长篇小说里头的几种经典性著作中，《儒林外史》是最受冷落的一种，以至鲁迅要为之抱不平了。鲁迅说：“《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
实际上，吴敬梓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小说家中传统文化修养最深厚的一个了。而且他又是古代小说家中理性思维能力最卓越的一个。他的创新精神也很突出的。你想啊，他抛弃了传统小说中英雄神怪才子佳人的惯常人物，而是着眼几个知识分子，这就很不容易了。所以呢，《儒林外史》不可能像其它古典小说名著那样成为家喻户晓的东西，它要求读者也具有较高的阅读水平。
记：除了《论〈儒林外史〉》，您在那段时期还写了哪些东西呢？
何：我还写了《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以及《论蒲松龄与〈聊斋志异〉》两本书。这三本书是在一年中完成的。这样我就转到古代小说的研究上来了。
记：除了古典小说研究，何先生还曾经做过哪方面的学问呢？
何：我这一辈子经历太多，基本上没有坐下来好好做学问。唯一算得上认真下了功夫的应该是民俗学方面的。我用了大概十年的时间搞观世音菩萨的研究，什么佛书、史料、灵验记、道场地志、宝卷等等我都收集研究，做了不下一千张卡片，两百张佛像照片和拓片图像，还写了十多万字的初稿，梦想有那么一两年的时间让我自由支配，把这本涉及宗教、哲学、民俗、文学、美术、文化交流等等内容的大书完成。哪晓得1966年“文革”一起，红卫兵把这些东西一扫而空，从此绝了我专心治学的梦。
鲁迅 我一直关注他的忧虑所在
记：我看何先生的书架上鲁迅的书不少。作为一位杂文家，您是怎么评价鲁迅的？
何：鲁迅的作品我最早读的是《野草》，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那时候我才十一二岁，哪里真正读懂了鲁迅啊。接着我又读了《彷徨》、《呐喊》两本小说集，其中最让我动情的是《故乡》、《社戏》这些。我是浙江人嘛，所以对那些带有江浙乡土味道的东西很感兴趣。
记：这跟我们这些年轻人一样，最开始接触的也是鲁迅的小说。
何：集子里的《阿Q正传》、《伤逝》我也读得很上心。可是呢当时我并不能体察出里面的深意，我是到抗日战争时期经历了好几年的流浪生活才逐渐觉悟到里面的意义的。
记：那后来您才读到了鲁迅先生的杂文。他的杂文对您的影响大吗？
何：应该说很大。我记得1939年我在西安流浪的时候曾经向谢冰莹主编的《黄河》杂志投稿，后来朋友告诉我《黄河》的背景不简单，其骨干是鲁迅所批评的“民族主义文学”派。我赶紧去找谢冰莹退稿子。刚巧在她桌子上看见一本《且介亭杂文》，据说是从沦陷区的上海寄来的，我就向她借了来。借了就没有还，还爱不释手。
1946年我回到南京，我才有了一套布面的《鲁迅全集》，二十卷。那简直就是我的镇宅之宝啊。可是1961年当我因为“胡风案”被流放到宁夏的时候，却不得已出让给了当地的文化馆，心疼得很。很想想，那时候我是流放的罪人，连读书的权利都给剥夺了，哪里还有权利保留一套《鲁迅全集》呢？1978年我回到上海有了工资，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了这套《鲁迅全集》，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十六卷。它成为我案头必备的书籍，我现在还要经常温习，不敢懈怠。
我有一个似乎不合逻辑的说法，那就是所有的伟大作家都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而伟大，但是鲁迅不同，他更多的是因为他的人格而伟大。从我认真读鲁迅以来，我就一直关注鲁迅的思考所在，忧虑所在，这实际上也是我写杂文的根本落脚点。
记：关于鲁迅，时下对他的争议似乎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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