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tha，20xx）；还有学者认为政府投资能否起到作用，要视宏观经济环境及挤出效应的程度而定（Sugata 和 Iannis，2004）。国内学者对中国政府投资是否存在挤出效应也有分歧，楚尓鸣、鲁旭（20xx）等认为存在挤出效应；刘溶沧、马栓友（2001）等认为不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陈浪男、杨子晖（20xx）等认为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在公共领域有挤入效应，在社会文教领域则为挤出效应，整体效果难以确定。
近些年来，国内外关于政府投资的研究领域趋于细致和宽泛，如，Felix（2005）扩展了Ein-dor、Myers 和Raman 1997 年提出的模型，并以发展中国家IT 产业的数据进行了相应的实证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投资政策对其产业的成功至关重要，这与以往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截然不同的。Alexandru 和Patrick（20xx）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考察政府投资超过预算约束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长期影响及短期效应。Vahagn 和Philip（20xx）研究了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对实际汇率和相对价格的不同影响。国内学者骆惠宁（2001）以安徽省1995—1999 年的产业数据，研究了政府投资政策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冯涛、崔光庆（20xx）通过模型及实证分析指出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效用不一致，地方政府过度投资行为与金融风险的产生有密切的关系。任泽平、潘文卿（20xx）构建了凯恩斯结构乘数模型，用以考察部门间的投资乘数关系。
总体来看，国外学者对政府投资的论述更加详尽全面，不仅关注宏观层面政府投资对社会福利和公共政策的影响，也讨论微观层面政府投资的成本及风险控制，在中观层面上也涉及了政府投资对于产业发展的作用，并且部分学者的研究领域已扩展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政府投资的差异问题。国内文献则集中在对政府投资的绩效评估及风险防范上，研究领域相对狭窄，从产业关联角度考察政府投资对经济总体影响的研究还不多见。
金融危机中，各国经济均遭受程度不同的打击，在资本市场发生危机、引发流动性紧缺、导致企业融资困难、产业投资额不足的背景下，为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我国政府加大了投资力度。因而，巨额投资在产业部门间如何分配才能更有效地带动国民经济发展，完成既定规划目标，成为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之一。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从政府投资引起单个产业部门的产值波动入手，再考察这一波动通过部门间投入产出关系传导后对我国经济总体的影响，由此考察政府投资体现在不同产业部门的绩效及对整体经济的拉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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