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的“村民自治示范村”S
村的《村民自治章程》，很精辟地说明了村民自治如何以“自治”的名义压制自由。第一，国家主义的权威导向在推动了村民自治活动的发展同时，又制约了村民自由选择的空间，并为基层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及村级组织提供了侵犯村民合法权利的机会。《章程》第18条规定，“村民应该种好、管理好所承包的责任田及其它生产经营项目，必须接受乡、镇、村的生产经营计划指导和农业技术指导，增加投入，并充分发挥其作用，提高效率和经济效益”。显然，这样的规定已将村民生产经营权也剥夺了。章程中那些大量标准不明、程序简单的处罚有许多地方都是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违背的。其中罚款是最主要的手段，在总共60条中有关罚款的条款就有24条。此外，章程还在多处制定了“强制措施”。至于什么是“强制收缴”、“强制执行”，章程并没有明确说出，据该村村委会负责人解释说，就是搬东西、拆毁住房、拔掉田里的庄稼等。第二，形式上的民主并没有改变传统的集权式村治习惯，村民自治实际上变成了“管制村民”。章程的主要精神不是对村民权利的保障和对公共权力机关的限制，反而成为了村民通过“民主形式”对自身权利的限制，以保证公共机关权力的管制权威。它在“强化一种观念，即村民成员的资格并非是无条件的，必须以对集体的归属为前提，即以分享规定中的共同价值为条件”。而这种集体归属如果不以村民个人权利的保障为前提，其政治后果就必然走向专制主义。第三，目前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不只是操作层面上的问题，它是一种制度性缺陷，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社会普遍缺乏契约精神。村民自治本应是国家对村民的一种民主承诺，问题是这种承诺在实践中缺乏必要的契约支持。村民自治章程只是村民之间的契约，但从目前的乡村社会的政治状况来看，更需要建立的是村民与乡村政府之间的契约。67
3.从国家政权建设和政治发展的角度
《对村民自治的期望与批评(第9页)》出自：www.89xue.com网
www.89xue.com ; 一个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不仅仅是指政治民主化，而是整个政治系统的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标准通常包括政治参与的扩大（民主化），政治制度化（法治化），政治渗透能力的加强（国家一体化）等。政治发展的代表人物L.派伊认为：“政治发展意味着从臣属型文化走向公民文化，政治参与扩大，对平等原则更加敏感，更多的人接受普遍性法律，政治体系的能力不断增强。”68亨廷顿认为：“政治现代化最基本的要素是，整个社会的各个集团在超越于村镇层次之上的参与政治，以及创立能够组织这种参与的新的政治制度（如政党）。”69政治权力深入社会基层、正式制度取代非正式制度，以及国家法律进入乡村社会，乃是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的不同侧面。如果用正规化、法治化、效率化、效能化的标准来衡量村民自治，不难发现在其最初设计上就带有根本性的缺陷。
⑴政权组织还是群众性自治组织
宪法把有关村民自治的内容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放在同一节加以规定，很容易让人把村民自治和地方自治联想到一起。但是在现行宪法体制中只有民族区域自治和特别行政区自治，还没有一般的地方自治概念。因此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均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样一来就产生了法律上的模糊不清和混淆：村民自治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它的主体是谁？谁具有法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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