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功利主义的期望
进入1990年代，村民自治的潜在价值被发现了，从而有幸跳出“冷宫”，一跃成为各级领导人的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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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村民自治的期望与批评》出自：www.89xue.com网www.89xue.com sp; 对于中国高层来说，突显村民自治是为了“举旗帜”、“树样板”。“六四”之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表示：“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5既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又不方便再强调党政分开和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等十三大的主题，政治风险性较小的村民自治便成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首选。此外，官员们“发现西方对选举和看起来像中国农村民主的兴趣是中国国际形象的一种资产。”6村民自治可用来作为一个政治改革的样板，证明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民主承诺，驳斥西方对中国没有人权的攻击。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长的阎明复说：“梨树县的事迹（村委会”海选“）已经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它对我们回击西方诋毁中国人权状况的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7“对中国选举改革的调查证明，民政部及地方官员在向农村输入半竞争性的选举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8对于主管村民自治的民政部门来说，1980年代少数青年改革家的冒险试验开启了1990年代部门利益的金库，可以从中挖掘出部门威望、经费和国外考察机会等。在社会保障管理职能明确划归劳动部门后，村民自治事务更成为民政部门的希望所在。1988年，国务院批准把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处提升为司级。到1996年，全国民政部门共有1万多人从事与村民自治有关的工作。9福特基金会提供了促进村民自治的首笔赞助，随后，亚洲基金、国际共和协会、卡特中心、联合国发展署和欧盟都加入到这一行列中，向民政部官员提供经济和技术支持。民政部的有关人员利用这些资源召开了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出版了许多关于村民自治的书籍，并且对与民政部合作的地方官员（也包括他们自己）提供出国访问（主要是去美国）的机会。10“大致说来，在国家内部组织的层级结构序列中，层位越低的组织对村民自治构成阻力越大；相反，得到中央政府更多关注和帮助的地方，民主选举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大多数地方领导人对通过村民自治解决农村实际问题并不抱有幻想，甚至表现出很大的抵触，但并不妨碍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将其视为博得“政绩”的工具。王旭发现，许多基层选举取得的成效取决于政府官员在组织、指导和监督村民选举中扮演的关键角色。11例如，四川省达川市为开展“村民自治达标活动”，专项投入达50万元，抽调部局级领导和工作人员480名，包片包村蹲点，定人员、定时间、定地点、定标准，实行岗位目标责任考核，将村民自治示范标准层层落实。徐勇总结说：达川市政府在村民自治进程中扮演了积极主动的角色，发挥了启动功能、动员功能、引导功能、推进功能、规范功能。如果没有达川市政府组织系统的强力推动，村民自治就不可能迅速落实到社会基层。作为这种主动性的回报，该市于1993年被评为四川省的村民自治示范县（市）。12
2.理想主义的期望
党国英说：“中国农村正在进行村民自治制度改革，村委会主任由农民直接选举。官方和知识界的一部分人似乎比农民对这场改革更为热心，与20年前的农村经济改革形成鲜明对比。”13与官员的功利主义相比较，学者通常表现出更多理想主义的色彩。虽然也有一些学者谈到村民自治在解决农村实际问题方面的作用和功效，但更多的人期待它能够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和“中国民主建设的微观社会基础”，至少也要成为“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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