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政企分开与村民自治
1949年以后，中国形成了全能主义的总体性社会或者说单位社会。单位把政治、经济和社会职能集于一身，成为有效控制每一个人的社会细胞组织。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中的单位逐渐把政治和社会功能剥离出去，使企业和政府分开、经济组织和社区组织分开。然而，村民自治组织却迄今依旧是农村中的单位。
1984年的中央1号文件规定：“为了完善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
《对村民自治的期望与批评(第5页)》出自：www.89xue.com网www.89xue.com 结合的体制，一般应设置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这种组织可以叫农业合作社、经济联合社或群众选定的其他名称，可以村（大队或联队）为范围设置，也可以生产队为单位设置，可以同村民委员会分立，也可以一套班子两块牌子。”1987年初，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有关文件指出，目前“在村一级，有的单位设合作组织，有的则由村民委员会将村合作与村自治结合为一体”。38从实际的演变来看，大多数村都是村合作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两块牌子，一班人马，交叉任职。这导致两个方面的结果：在集体经济薄弱的村，合作经济组织有名无实，其功能完全由村民委员会承担，重新回复到“政经不分，以政代企”的状态。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地方的农村，大部分甚至全体村民都在村办公司和企业就业，村办公司和企业代行了村民委员会的职责，后者实际上成了前者的一个科室机构。秦晖说：“在东南诸省市场经济发达的富裕农村，这些年来许多地方村政的演变不是表现为‘民选村官’，而是表现为村企合一、企业‘吃掉’村级组织、‘村子公司化、支书老板化’，‘庄主经济’演变为‘庄主政治’。而企业的‘一长制’则演变为社区的‘一主制’。如果不考虑大共同体本位体制的解构问题，这样的演进就几乎是一种‘反动’的现代领主制。而像‘禹作敏现象’这类‘庄主制’之弊也在知识界引起了广泛批评。”39政经合一、政企合一、社区所有的村民自治制度，一方面使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员不能将自己的所有者权益转手变现，阻碍了他们离开农村进入城镇；另一方面又使在村办企业长期打工的外地人不能在居住地享有选举和被选举等项公民权利。这种单位制度的孑遗，与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改革总体目标完全是南辕北辙。笔者在《村政的兴衰与重建》提出明确划分村政与村社，将村民委员会改称村社委员会，与村公所各司其职，已经得到一些学者的响应。村民自治理论的主要辩护人徐勇教授最近提出：“乡镇可根据需要选聘村干事，由乡镇支付报酬，从事乡镇委托的工作。由此将一部分地方选聘‘村官’合法化”。40这可以被认为是对本来意义上的村民自治的一种重大修正。
⑵党政分开与村民自治
邓小平早在1980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就提出：要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还有党委领导下的校长、院长、所长负责制等等，也考虑有准备有步骤地加以改革。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企业党组织的作用是保证监督，不再对本单位实行‘一元化’领导，而应支持厂长、经理负起全面领导责任。事业单位中的党组织，也要随着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推行，逐步转变为起保证监督作用。”根据这一精神，1988年4月13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明确规定：“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在企业中处于中心地位，对企业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负有全面责任”：“中国共产党在企业中的基层组织，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实行保证监督”。与此同时制定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自然也没有规定村民委员会要接受中国共产党村党组织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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