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理论认为，对于诸如国家安全、自然生态保护、清洁空气等纯公共物品，其消费具有绝对的非排他特性，必须由政府提供。但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属于准公共物品，可以通过“产权界定”和价格机制来实现其消费的可分割性，排除不付费者的“搭便车”现象。所以，对于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的提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责任者与生产者的分离，即政府有责任组织相关设施的生产，但不一定亲自建设和运营，可以交由市场完成。这就是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实行市场化的理论基础。
世界银行曾根据潜在市场竞争能力、设施所提供服务的消费特点、收益潜力、公平性和环境外部性等指标，定量分析了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相关环节的市场化能力指数。当指数为1时，表示市场化能力很差，不宜让私人部门参与；当指数为3时，市场化能力最好，完全可以由私人部门完成。分析结果表明，垃圾收集的市场化能力最好，为2.8；污水分散处理次之，为2.4；污水集中处理和垃圾卫生处理居中，为1.8～2.0。
所以，只要建立适宜的政策环境，特别是在建立良好的污水和垃圾收费体系后，污水和垃圾处理领域是可以走市场化之路的。温家宝副总理在太湖水污染防治第三次工作会议上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所有的环境污染治理项目都作为一种社会公益，应该把它看成既是社会公益，但又可以靠市场机制，靠价格机制来保证它的建设和运营。
第二，没有全面和深入地认识清楚市场机制的实质和风险，片面夸大市场化的作用。
与第一种认识偏差相反，一些人被少数成功的市场化案例和媒体报道上的渲染所迷惑，认为市场化方式是发展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的主要办法，有的甚至将BOT项目误解为不是由政府和居民而是由投资者最后承担项目成本，有误导政府不发挥主导作用的危险。
“公共物品”理论认为，准公共物品可以由私人部门参与生产，但并不是说政府就可以袖手旁观，相反在许多情况下和环节中，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实际上，即使是在一般基础设施领域引入社会资本和私人部门参与问题上，发达国家曾走了一条曲折反复的道路，即由私人部门供给为主到公共部门供给为主，再到建立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早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英国和美国的绝大部分气、水、电车和高速公路等设施和服务都是由私人部门建设和运营的。由于缺乏资本，国家的补助也很少，城市政府通过与私人公司签订长期合同来解决基础设施供给问题。但不久，人们发现以私人部门为主供给基础设施的模式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偏远地区设施缺乏、服务价格高、质量差、政治腐败等。另一方面，随着收入的普遍提高，社会各收入阶层对基础设施需求的差异性减小，小规模的私人供给模式逐渐不能满足实际需要，而且规模不经济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所以，到20世纪，英、美等工业化国家的公共部门和地方政府承担起为社会提供基础设施服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市场化问题调研报告(第5页)》出自：www.89xue.com网
www.89xue.com 务的绝大部分责任。然而，这一模式很快又暴露出了政府财政负担加大和建设运营效率低下等新的问题。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kai始，工业化国家重邀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领域。但这一次变化与以往不同，不是对谁处垄断地位的简单划分，而是要建立一种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伙伴关系（Public－and－PrivatePartnership，简称新PPP原则），倡导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PrivateFinanceIniTIAtive，简称PFI），政府对私人部门的相关活动也有了较完善的法律法规约束和很强的监管能力。
总体上，在城市环境基础设施领域，特别是在建设方面，即使在发达国家，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私人部门能够发挥主导供给作用。
因此，在推进我国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与运营市场化过程中，必须首先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设施建设方面，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投资作用，市场化方式为辅，在中长期，可以期望市场化方式发挥较大作用；但在设施的运营以及垃圾收集、转运等方面，可以全面实行市场化。此外，政府在推进市场化中应该发挥三个作用：一是创建市场，确立民营企业参与污水和垃圾处理领域的法人地位，建立相关收费体系，界定不同市场化模式下的产权制度。二是规范市场，全面制定城市相关设施建设规划，避免市场化过程中设施建设的盲目性；确立民营企业准入和公平竞争规则，避免鱼目混珠，恶性竞争；通过调控收费价格，保证所有人都能享有设施服务；严格监管，避免二次环境污染。三是扶持市场，通过税收、土地、用电等优惠政策和技术及信息咨询服务，扶持相关企业积极参与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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