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陈宇按：本文关于陈独秀之举证，出自朱洪先生著《陈独秀父子仨》，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在下爱好考据已成癖瘾，但千方百计亦考察不到陈独秀有多逾子非鱼和“反孝先锋军”（Q名，亦名“哲学为王”）的反孝言论。相反，陈独秀本人，性情温厚，对母亲十分孝顺。他生母逝世后，作诗《述哀》痛悼：“慈母虚孤弱，一夕魂九迁”、“辛苦归闾里，母已长弃捐”，1939年，陈独秀为逝世于四川江津的养母谢氏披麻戴孝，无限悲伤地说：“先母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酒食酬应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不知子非鱼先生谓陈独秀有“非孝”之理论，出自何典？或者已经习惯运用专制者及文革反动集团罗织诬蔑之诏狱手段，无视法律与道义公正、文化良知，根本不顾事实，故意寻章摘句、捏造虚辞、讹解文字，必欲置孔子思想于死地而后可？
子非鱼兄列举陈独秀的反孝言论，系1921年8月3日，五四时期封建卫道士在《新华日报上》发文诬称：“陈独秀开宗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天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yin为先之旨趣……谓父子为路人，谓奸合为天性……”是知子非鱼兄之列举，纯系讹以传讹。无论诉诸学术考证，或者诉讼举证，均为证据不实、实在欠妥。
虽然子非鱼兄等反儒、反孝之同志，受五四偏激思想及文革影响，为文引证立论如此不谨，但是也非极嗜博览并习好文史考据者可以洞悉其缺憾，故往往讹谬、迷信可以重复千遍而被误认为真理，非力学深思而不能挣脱其禁锢，亦是可悲！
须知新文化派反儒教、反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守节事大饿死事小、缠足、纳妾、繁文缛节，是正确的。这些全是从汉儒到明儒伪托孔孟之学的杜撰，与孔孟无任何瓜葛，裁判孔孟为之承担罪名，实千古文化之冤狱。某些人名为做学问、搞革命，其实即不通西学，又不解华夏传统学术传承脉绪，见识迷惑肤浅而不察于此，更兼用心各异，而造成现代中国文化不进步、中国社会道德沦丧之缘由。
关于新文化运动偏激思想的负面效应，陈独秀于1921年6月1日《新青年》中发表《青年的误会》说：“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现在青年的误解，也和醉人一样。……你说要打破偶像，他就连学行值得崇拜的良师益友也藐视了。你说学生要有自动的精神，自治的能力，他就不受规律不受训练了。你说现在的政治法律不良，他就妄想废弃一切法律政治。你说要脱离家庭压制，他就抛弃年老无依的母亲……长久这样下去，大家想想，是青年进步还是退步呢？”可知新思想诞生不过数年，也遭受到孔子思想那样被歪曲诠解的命运，今日中国社会道德危机，原因亦在于不加分别地打倒一切传统伦理道德，却无能力建设真正的新道德之故。
陈独秀虽倡导新文化，但独有为文立论，不容他发表异见，“不容他人匡正”的专制作风。这种风格与他的同志们是相仿佛的。陈独秀在他所缔造的党内，亦被批判为右倾投降主义，被迫去职。当时之陈氏及其同志若能成功，亦不免中华民族之大不幸，而造成此一大不幸的根源，乃在于其思想偏颇而不切实际，破坏力高于建设力，甚至专擅破坏而建设无能。其经营社会之能力较之华夏二千年来之专制者亦有愧色。
孔子思想之优劣功罪，哈佛大学人文主义大师、人文主义领军人物欧文·白璧德（IrvingBabbitt）（1865–1933年）教授赞叹孔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认为孔子思想与欧洲的人文主义相一致甚至超越其上，他说：“吾每谓孔子之道有优于吾西方之人道主义者”，认为中国大学“应以孔子之《论语》与亚里斯多德之《论理学》相比较讲授，而美国各大学宜聘胜任之中国教授，教授中国历史及道德哲学。”白璧德认为中国应该有工业革命，国家应富强起来，以免列强侵略，但“须知中国在力求进步时，万不可效欧西之将盆中小儿与浴水而倾弃之。简言之，虽可力攻形式主义之非，同时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也”（《白璧德与人文主义》。）。
陈、白二位，为同时代之文化人士，一为中国人，一为美国人，而对于孔子和儒家文化的观念，竟然如此反差，时代发展至今，我们不难看出孰正孰误。且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大凡革命者，非狂即狷，然而虽进取革命，亦有所不为，而非新文化之后号称革命之不择手段、无所不为。须知不合道德的思想与手段，绝对不能带来道德的结果。无论号称革命、改革、反儒、尊儒，莫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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