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公元761年杜甫在成都所写的一首著名歌行。杜甫于公元759年年底由甘肃成县来到成都。第二年的春天，依靠一些亲戚朋友的协助，他在万里桥西、百花潭北的浣花溪畔营建了一座草堂。从公元755年安禄山叛变以来，流转兵间、奔波秦陇的杜甫，总算暂时歇下脚来。这时，他已经四十九岁了。可是，好景无多，草堂营建不到一年，蜀中政局发生了变化。公元761年2月，御史大夫崔光远来兼成都尹，充剑南节度、度支、营田、观察、处置等使。崔光远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他以赌博结识杨国忠，走上升官发财的红运。安禄山攻长安，唐玄宗派他作京兆尹，留守西京，他曾向安禄山投降，后来又跑到灵武，跟上唐肃宗，又变成了唐室的“忠臣”。他作成都尹不到一个月，东川将段子璋叛乱。崔光远依靠部将花惊定的力量，协助东川节度使李奂讨平了段子璋。花惊定部下的滥兵趁机对人民肆行抢劫。甚至断人手腕，掠取金钏。崔光远这个毫无学识的赌棍，对诗人杜甫当然不会尊重。杜甫的《百忧集行》说：“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这个“主人”，就指的是崔光远。这时候杜甫还写了《病柏》《病橘》《枯棕》《枯楠》等诗，托物寄兴，可见他心情的恶劣。这年八月，恰恰遇到成都平原风雨成灾。杜甫经营了一年多的草堂被吹破了，草堂前的二百年楠树也被拔倒了，他为此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楠树为风雨所拔叹》。这场灾害还致使“灌口损户口”，威胁到人民的生命。杜甫写了著名的《石犀行》，讽刺石刻犀牛作为镇江的偶像是“诡怪”，嘲笑道：“嗟尔三犀不经济，缺讹只与长川逝。”就在这样时局动荡，诗人遭到冷遇，又加风雨成灾的情况下，杜甫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这首诗不仅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现实，而且也表达了诗人改造现实的愿望。“心夺造化回阳春”，这是相传韩愈在杜甫坟前题诗中的一句，尽管这首诗的真伪很成问题，但是杜甫有一颗“夺造化回阳春”的心，确是不假!
全诗一百七十一字，二十三行，可分为三节。
第一节风破茅屋，先从风写起，接着就写它破坏茅屋：“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成都平原的农历八月，本是秋高气爽的好节候，却刮起了怒吼的狂风，这是突变。古人谓之曰“突异”。狂风一起，诗人首先感到是自己的茅屋遭受侵袭。一个“我”字是用得很亲切的，为下文的“吾庐”的“吾”字伏下照应之笔。“三”是个虚数，古人用“三”，有时形容多，有时也可以形容少。“三家村”表示不多几家的小村落，“三”就形容少。这里的“三重茅”，说的是草堂盖得很薄，不多几把茅草。因为薄，所以经不起风吹。“三重茅”是杜甫当年所居草堂的实况，今天的草堂，作为纪念诗人杜甫故居所在的名胜之地，已经看不见他的旧屋了。“茅飞渡江洒江郊。”风卷茅草，飞过浣花溪，然后向溪对岸的郊原纷纷下坠，这就是“洒”，“洒”字非常形象。有的本子作“满”，那就太平庸了。前人已经把作“满”的本子指为误本。
飞过浣花溪的茅草，下落有三：
第一，“高者挂长林梢。”
“长林”，指较高的一些树木。茅草挂上高树之颠，当然莫望收回了。
第二，“下者飘转沉塘坳。”
“沉塘”，指水很深的池塘。“沉”字作“深”字讲，是形容词，不是动词，茅草是不能沉下去的。“坳”是洼下的意思。茅草下坠入深洼池塘，飘转水面，这也莫望收回了。
第三，坠落在溪畔郊野的茅草，似乎还有希望收回，可是：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
诗人在这里把诗的平韵转为仄韵，气氛为之一变。年满五十、多病体衰的杜甫，对着隔溪南面一伙暴寡凌弱的小子，除了呼喊以外，实在无能为力。在这里杜甫是运用“邻人相暴，对门相盗”（见《韩诗外传》卷二）这个成语，组成一句，慨叹世风之薄。在崔光远、花惊定的暴政影响之下，当时的成都，恐怕并不是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有这样的慨叹，应该是实感。“公然”以下两句，更补出这样感叹的事实依据，是有说服力的。描写这一群有意作恶的小子，也非常具体、真实。这是当时成都社会风俗衰薄的写照。可有人挑剔说，这反映了杜甫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把公然对面抱走邻居老人屋上茅草的一群小子说成“劳动人民”，不知有何依据？又有人说，杜甫对邻居很不友好。这也是片面之论。杜甫的诗里，多次提到他草堂的邻居，从栽花的黄四娘，到盛情款待他的田父，所有“邻翁”“邻里”“邻人”“比邻”“北邻”“南邻”，如此等等，无不写得真实生动，充满着诚挚的感情。甚至于在《草堂》一诗中，还写到邻居的“旧犬”，“旧犬知我归，低徊入衣裙”。这多么亲切!能说杜甫不懂得睦邻吗？我们不赞成对古人作品进行这种寻章摘句、吹毛求疵的所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