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可能游离于这一组织及其价值观念。1926年秋冬之际，他在震旦大学读书时参加了共青团，其后担任团支部的负责人，出席秘密会议，散发传单曾被逮捕。“四·一二”政变后被国民党上海清党委员会通缉，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诗人和他的几个朋友停止了革命活动。后来，冯雪峰曾希望他们恢复党的关系。施蛰存回忆说：“我们自从‘四·一二’事变以后，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动。我们三个(包括戴望舒、杜衡一笔者)都是独子，多少还有些封建主义家庭顾虑。再说，在文艺活动方面，也还想保留一些自由主义，不愿被动的政治约束。’，⑦冯雪峰懂得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宽容，理解知识分子在追求自己价值的认识过程中的艰难，把他们“看作政治上的同路人”。⑧“左联”成立时，冯雪峰通知戴望舒他们参加，表达对戴望舒他们的期待。戴望舒参加了“左联”，并创作了《流水》一诗，抒写他对“水流的集体”的向往，对“在同一个方向中奔流到太阳的家乡去”的喜悦。但时过境迁，他又悄悄离开了“左联”，执着于“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推进“纯诗”，高高地浮游于社会和人生之上。
三是直面人生苦难。诗人走过了长长孤独而寂寞的路，直到抗战爆发以后，经过民族危亡的血与火的锻炼，他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了香港分会的负责人，主编《星岛日报》《星座》副刊，本着“尽一点照明之责”的决心⑨，投身于抗日洪流之中。
应该说，戴望舒在整个抗战时期，包括沦陷时期他的言行都无愧于“文协”集体的规范和民族大义。他以一己之心，为万众服务，以个体生命承担民族和历史的责任，用“苦涩的诗节”，“为灾难竖里程碑”(《赠内》)。他把《手掌》一诗写作时间前移，就是为了张扬和坐实这一价值，对污陷他“附敌”之说，作更有力的驳斥。
值得体味的是，这种张扬和坐实是在诗人的“自辩”得到文协认可以后去做的。诗人完全可以不这样做，即便标出真实的创作时间，也无损于诗人。另外，如果不是有机缘读到诗人收存的剪报，读到《断篇》一诗及其编贴剪报时的有关说明文字，可能永远不知道这首诗尾注的时间错置，诗人创作的流变会永远成为难解的谜。诗人良苦的用心，是出于一种防御性的心理，其中还能看出有难以言明的顾虑。人民革命已经胜利，历史面临一次全新铸造，民族新生不再遥远，这些当然鼓舞着诗人沿着业已行进的道路义无返顾地走下去，“迎接花一样重开的日子”(《偶成》)。革命具有巨大的号召力，但可能又成为锋利的双刃剑。或者对思想领域的问题缺少应有的认识和经验，不能正确自如地判别对立斗争中种种复杂问题;或者因大潮中鱼龙不分，“左”和奸诈的小人，利用革命过程中某些失控的环节和空隙，滥用革命的权威和权力。种种情况，给许多善良正直的人们带来苦难和坎坷。诗人已经遭受了一次，只要这种机制还存在，难免不会有第二次和第三次。他要有所预防。他的这种顾虑也并非祀人之忧。
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他的代表资格受到严格审查，并向更大的范围取证。后来即使通过了审查，在会议期间，仍然有人再次提出。但他的“顾虑”却在他的朋辈身上，不幸而成为事实。他的许多朋友(包括曾经呵护过他的长者)在扩大的反右斗争和十年浩劫中，都无法自保，蒙受了无妄之灾。当年曾一次又一次举揭戴望舒的人当中，有的也被卷了进去。十年浩劫期间，更多的人，以至我们整个民族都陷入沉痛的耻辱和苦难中。
经过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再来体味戴望舒当年创作《手掌》的过程，不能不为诗人的敏感和苦心所动容。